《聊斋志异》中具有士的精神，能体现士风形象的便是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阶层，即书中的儒生形象，他们从小便受到儒家思想的教育，以进士为目标，关心人民疾苦，怀抱着经国济世的理想。可惜大多数儒生这条通往理想的路途却过于艰辛，充满了黑暗，于是在商业思想和释道思想的影响下，士风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
1、对科举的痴迷与怨憎
蒲松龄出身于书香门第，其父虽迫于家计弃儒从商，但却一直坚守“读为立身之本”的儒家思想，并以此来教育子女。从小便受儒家思想教育的蒲松龄，怀抱父亲的谆谆教悔，又受士风民习的熏染，便在心灵深处凝聚了一股浓重的“科举情结”，对科举抱有极大的热情，把它看做是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抱负的最有效途径。
确实，在明清时代，科举几乎是下层文人仕进的唯一途径，只有在科举中脱颖而出，才能顺理成章地走向政坛，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和政治抱负。而终其作者一生的经历和遭际也可以看到，科举几乎成了蒲松龄一生中最重要的内容，初试少年得志的经历更让其对科举之路充满了幻想。
这种幻想和希望在《聊斋志异》的开篇之作《考城隍》中便有所表露，吏人竟在梦中“持蝶牵马，力邀赴试”，因负有才学且有一颗为善之心，宋公得以录为河南城隍一职，从文章“诸神传赞不己”等表述中不难发现作者想通过科举来实现抱负的决心和信心，科举入仕的思想己在作者的心中根深蒂固，科举己成为作者执着追求的目标，这种心态在《聊斋志异》的众多篇目中都有所展现。
比如叶生(《叶生》)、宋生(《司文郎》)、于去恶(《于去恶》)、俞慎、俞询九(《素秋》)等人都是才华冠绝的秀才形象，生前便是科举应试的积极参与者，但却无缘于功名，这样的经历竟使他们死后的鬼魂滞留人世，继续参加科举，以完成前世未完成的夙愿。
这些人物身上都灌注着作者自己真实的感受，他把自己对科举的依赖幻想与刻骨痴迷的情感表现得淋漓尽致，而这种幻想也不是作者所独有的，它反映了当时士人一种普遍的心理状态，科举己同他们的命运紧密相连。
对科举怀抱希望的蒲松龄，虽在童试中一帆风顺，但乡试却屡屡不中，才华横溢却久困科场，科举的辛酸失意郁结在作者的内心，失落的情感越来越高涨，于是就有了作品中咏叹有识之士科举失意的主题。
如作者所描述的叶生(《叶生》)，“文章辞赋，冠绝当时”。县令丁乘鹤看到他的文章后对其极为赞赏，还“谷恤其家”助其读书，科考之时，还向主考的官员推荐叶生，叶生考得了头名。“不意时数限人，文章憎命”，此后的乡试，叶生却屡屡锑羽，科举梦碎的失落、愧负知己的无奈，使叶生抑郁憔悴，“形销骨立，痴若木偶”。
这样辛酸的失意正是作者落破现实与内心凄凉落寞的真实写照。《司文郎》中的王平子亦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应试者，所作的文章得到了宋生和“最能知文”的廊下盲僧的赏识，认为其可高中。可乡试放榜时，王生竟名落孙山，而那个傲慢无礼、文章令盲僧作恶的余杭生竟得以高中，结果让人意外。在人们烯嘘震惊之余，盲僧一语道破了其中的关窍:“仆虽盲于目，而不盲于鼻；帘中人并鼻盲矣。”
无论是叶生、宋生还是王平子都是满腹才学的书生，他们踌躇满志于科举，却怀才不遇，屡困场屋，那种压抑郁闷的心情是除作者及所有有如些遭遇之外的人们所难以感受的，作者表达了自己时运不济、怀才不遇的辛酸与失落，在对科举的迷恋中加入了埋怨的色彩，为其对科举的重新审视奠定了基础。
科场失意的惆怅和苦闷给了蒲松龄沉重的打击，伴随着科举之梦的一次次破灭，场科所见所经历的黑暗与不公，使作者在失意的同时对科举考试有了一个重新的审视，于是他不再感叹时运，而是将批判的矛头直指昏馈无知的考官。在作者看来，科举考试之所以“陋劣悻进，凡庸高中”，而“英雄失志，佳士被黜”的根本原因都在于此。
作者对试官的另一批判原因是受贿索贿、利欲熏心。《考弊司》中的司主虚肚鬼王，表面上“气象森凛，似不可入一词”，又标榜“孝弟忠信”、“礼义廉耻”。然而在与士人初见时竟要他们按例割牌肉，又言“不必有罪，此是旧例。若丰于贿者，可赎也。”这便是当时考官营私舞弊的真实写照，他们满口仁义道德却公然索贿，这种看似公正，实则充满黑暗的科举制度，让作者愤怒疾呼:“惨惨如此，成何世界”。
《辛十四娘》中颇具才华的冯生屈居于银台楚公子之后的原因是“场中莫论文”，即权势的作用。《僧术》中考生名次的高低直接取决于金钱的多少，书生要想考取功名必须具备“进取之资”。对于这些昏庸腐败的考官，作者恨之入骨，在书中对他们进行强烈的批判和惩罚，在《素秋》中，称考官是“糊眼主司”，在《三生》中痛骂试官是“黑出佳士而进凡庸”的蠢才，要“掘其双睛，以为不识文字之报”甚至“剖其心”才能消解内心之恨。
作者在揭露科场不公和黑暗的同时，还以辛酸的笔调描写了科举带给士人的精神摧残和命运的悲剧。《王子安》一篇写名士王子安屡因场屋，在一次放榜前喝醉后，梦见自己高中的故事。在梦中他己殿试翰林，喜而大呼赏钱给报子，又想“出耀乡里”，因长班迟到，而对其捶床大骂，醒后才知一切皆为虚妄。在“异史氏”中作者又将秀才入闹的七似描绘得细致入木，这种种荒诞的故事和情节却让读者真切地感受到了科举带给书生心灵的栽害。
《聊斋志异》中对士人、考官和科场的种种描述都说明了蒲松龄对科举制度所怀有的复杂矛盾情感，也深刻体现了作者一生对科举由热心期盼到失意落寞再到愤恨批判的情感交错与变化历程。其实在这条情感链条的最后，作者对其有过改革的设想，如《于去恶》中的“凡进必考”，对帘官加强选拔，整顿考风考绩；通过推荐贤官和清廉官员的巡视来监督消除科场的不公等等。
但在整个描述批判科举制度的过程中，作者对待科举的态度始终是矛盾的，他一方面对科场的黑暗和堕落进行无情的揭露和批判，另一方面，他仍旧痛苦不己，对科举念念不忘，因为科举仍是他幻想实现政治理想的唯一途径，而这种复杂的情感也决定了蒲松龄不可能对封建科举制度进行根本性的批判。
他只将自己的失意归咎于科场的黑暗和试官的昏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