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毓瑜
李毓瑜，中国散文学会会员、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重庆散文学会常务理事，曾在《四川文学》《山花》《人民日报》等报刊、杂志发表作品，并多次获奖。年出版长篇小说《蓝衣女人》，为年度重庆市扶持重点文学作品。
1井筒子楼的颜色
荒漠中的张言，终于迎来了自己的一丝绿意。两天后是她相亲的日子。
男人是干果公司收山货的工人，姓谢，父母去世，给他留了一套房子，让她心惊胆战的是，在她渴望的上半城。
到上半城生活，像她漂亮的姐姐那样嫁到上半城做个女人，是她三十多年来的心愿，也是她离开井筒子楼的黑屋，这个重庆“屁股的屁股”的地方的最好办法。
张言怕自己身上食堂那油腻腻的味道，指甲缝里的煤灰，头发上的猪食味，坏了她做上半城女人的美梦，下了班，用煮猪食的锅烧了满满一大锅水，插上门，坐到锅里用香皂，好好的把自已彻彻底底地洗了一个香喷喷，直到认为自己是全世界最干净的人，才从锅里满意地爬了出来。
出来后，还不放心，又找来刷牙的刷子，沾上香皂把一双手十个指甲缝细细的刷了个遍，走到窗子下就着亮光透了透，没有黑点，这一趟的全身清洗工作才算完成。
夜晚都没睡好，躺在这自己栖身了三十多年的黑房，她觉得自己就像河道里一块坚硬的石头，年后还在那里，“真真是没有屁用。”
她有文化，她有理想，她读过普希金的诗。那些忧郁、美好的爱情诗：“我曾经爱过你，爱情也许还没有完全从我心灵中消亡，但愿他不再打扰你……”还有高尔基的《在人间》、列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肚子装着墨水，却不是学校的老师，只是一个煮饭的火头军，穿着油腻腻的蓝大褂，跟黑呼呼的煤、菜刀、砧板为伍，除了喂人，还有喂猪，除了煮人食，还要煮猪食，既是喂人的炊事员，又是喂猪的饲养员。
早上做早饭，要是起来晚了，睡过了头，哪怕就是蒸笼下面煮稀饭，稀饭上面蒸馒头，连头发都来不及梳，手忙脚乱，还是抵不了用，还是要挨师傅的一顿臭骂，让你此时此地不知道自己姓啥子，更不要说普希金了。
就是平时，不挨师傅的臭骂，也得冲洗猪圈，宰猪草，扛米、背面粉、运煤、拉菜……忙得螺陀打旋旋，活生生就是一个上不得台面、背街喊不起价的隔夜馒头，站在人众面前黑一片。从这个时候起，她就知道自己是个悲剧人物，小人物，不可能上演人生的正剧和大剧。
而只有普希金和列夫托尔斯泰，让她这个隔夜馒头，活得多少有些人味。
现在却不是了，她张言也要上演正剧、大剧了，因为介绍人说，这个谢有润在上半城的那套房子，地是用绿油油的油漆漆过的水泥地，走进屋，就好像走进了一片草地。
上半城，上半城是什么地方？是有钱人住的地方，是有来头的人住的地方，像她漂亮的姐姐，这就是她住上半城的身份，那是“重庆人的脸”呀，那是重庆人骄傲。她算什么，一个背街喊不起价的隔夜馍头、炊二哥，在下半城这个人称“重庆人屁股”的地方，生活刨食，而井筒子楼、黑屋，她栖身的地方，是重庆“屁股的屁股”的地方，一住就是三十多年，她落地就生根，她矮人一等呀，是茅房的石板又臭又硬，没有办法。
“真真是没有屁用，”平常骂自己的这句话，又一次从她的脑海里蹦了出来，她要离开这里，离开下半城，离开黑屋，像姐姐那样住到阳光灿烂的钢筋水泥房子里，做一个鲜鲜亮亮的上半城女人，而不是贼头鼠脑的钻进钻出这摇摇欲坠的危楼、黑屋、耗子洞。
这是她的理想，这是她在下半城黑屋里发出的誓言，也是她成为女人后的梦想。现在这机会来了，她行吗？
她这个耗子似的卑微小人物，也能变成像姐姐一样的公主吗？这一夜，她睡在黑屋里，就像睡在十八级的风浪中，颠过来覆过去，把一架床搞得“吱吱”作响，席子都翻烫了，天亮时才挣扎着合了眼。
而这一夜井筒子楼的胖姑娘李大芬，晚饭过后，正弯腰蹲在无遮无栏公共厨房窄窄的水泥洗衣槽上，浑身脱得精光的洗澡。
这是井筒子楼的一大风景。
井筒子楼没有卫生间，冬天到花街子的公共澡堂排队洗澡，夏天呢，楼下的几个女人就在公共厨房李老妈的水泥洗衣槽里洗澡，楼上的就用木脚盆。而张言例外，除了在食堂大锅里解决问题，有时也到楼下厨房的水泥洗衣槽洗澡。
王伯伯的屋在底楼最里面。从大门进来是李大芬家，紧挨着的是陈四妹的家，经过上楼的楼梯口，往里直走是一个只有五六个平方米的共用厨房，走过厨房，才是王伯伯的十个平方米的屋子。
厨房面对天井，天井那边是几十户人家，窗子用几根木条拦着，空荡荡的没有遮挡，只要开灯，厨房一览无余，洗澡必得关了厨房的灯，而王伯伯开门漏出来的一扇门的灯光，正好合适洗澡。
女友木木曾在这里洗过澡，浑身上下脱得精光，第一次经历这种场面，有点紧张，双手紧紧地护着胸，小声地说：“如果万一王伯伯一下子冲出来怎么办，我们不就死了？”
“没事，我们多年都这样洗过来了，王伯伯是君子协定，说不出来就不出来，你就安安心心地洗吧。”
情况确实是这样，张言、李大芬她们在这里洗澡，王伯伯从来就是听话的，遵守协定，洗澡时，叫他不要出来他就不出来，开着门乖乖的在屋里吃饭、看电视，直到张言她们洗完澡，穿好衣服，对着屋里的王伯伯喊：“出来吧，我们洗完了，解除警报。”王伯伯才出来。
人人都说世风不古，人心不古，但在井筒子楼里，这种古朴的世风、人心，就体现在王伯伯身上。
李大芬的老爸、王伯伯、陈四妹的男人洗澡，干脆穿一火烧内裤，提一桶水，到马路边的街沿口去冲，从头淋到脚，一桶水完了，澡也洗好了，回来换一干净火烧，就是干干爽爽一新人。
洗澡的问题解决了，井筒子楼的人要方便，解大手就上城墙边上的公共厕所，解小手，就到厨房的水洞眼。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是井筒子楼的人就得这样，这是重庆人屁股的地方，动作肯定就不雅。
一天，陈四妹正在炒菜，李老妈风风火火跑进来：“快点，四妹，我的尿要流了，夹不住了，你把灯关了，让我解个小手。”
“哎呀，我的妈也，你就忍一忍嘛，我的菜下了锅，你叫我把灯关了，让你解手，我的菜不是炒成猪草了。”陈四妹有点恼火地说。
“水火不留情的事，你来忍嘛。”李老妈不高兴地说。
“那我也没有办法，你要解就解，灯不关。”陈四妹最烦李老妈搞这些不文明的动作，没得文化。
李老妈也不信弦，脱了裤子，双脚蹲在水洞眼上，身子高高的躬起，露出个肥肥的白屁股来，“哗哗哗”就是一阵痛快。这边油锅正炒得“滋滋”作响，香气扑鼻，旁边的李老妈屙得热气腾腾、尿骚阵阵，香臭同室，这也是井筒子楼常有的事。张言正好走下来看见了，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李老妈，屁股被天井那边的男的看见了。”
“看得到摸不到，气死他。老娘的屁股生都生得他娃娃下来，还怕他娃娃看。”真的，井筒子楼的人拿李老妈还真没有办法，她是井筒子楼的大哥，没有人敢惹。她是门户，如果你惹了她，招她不痛快，有信来，有人找，她会给你两眼一翻，不是把你的信弄来丢了，就是对人说不晓得，把你的好事、急事推到十万八千里。
不过，张言和李老妈的关系还是一般，只要顺着她的毛毛抹，她还是不会给你脸色看。其实办法也很简单，看她脸色不好的时候，就走快点，不要给她说话；看她脸色好，尤其是拿着一张报纸在结结巴巴地念时，你就可以在门口招呼她一声，她会放下报纸，和你讲她刚在报纸上看到的消息，你适时地称赞她几句，她就会高兴地给你让凳子，请你坐。
当然，这是张言在井筒子楼长大后的事。在以前，在过去，李老妈还是有点颜色的。
小时张言听妈妈说，那时李大芬的老爸在铁路上工作，在井筒子楼还是很了不得的，每月有多块钱，加上李大芬老妈的小杂货店，李大芬这个独女，3个人近块，比起她父亲34元的工资5个人用，真是人和人无法比，比起来气死人。
记得那时弟弟张河还在读小学，只有六七岁的样子，有一天，李老妈的10元钱不见了，正好张河路过门口，逗了一下李大芬，李老妈看见了，就说这10元钱被弟弟张河拿了。不由分说，就把张河生拉活扯的弄到了派出所，把张河吓得“哇哇”大哭。张河被派出所的人关了一天，饿了一天，最后还是她们全家去派出所给户籍说好话，确实没有拿李老妈的10元钱，才把弟弟张河要了回来。结果这10元钱在李老妈搬床时找到了，落到了床脚下，被耗子咬了几个洞洞，是王伯伯亲眼看见的。
原来是原来，现在是现在。现在张言虽然不穷了，李老妈再也不敢随意的弄井筒子楼的人去派出所了，但是张言现在是单身，只要有男人来，李老妈就要给她添油加醋，弄点花边新闻她不懂，弄点奇谈怪论的，于她还是小菜一碟、顺手牵羊的事情。所以在井筒子楼跟李老妈搞好关系，是识时务者为俊杰。
其实，李老妈还是这个楼的功臣。
直到现在，王老头都记忆犹新。
那是一个酷热的八月，李老妈要洗澡，王老头便出来和李老爸说话，突然见李老妈光着身子，用一块窄窄的毛巾捂住见不得人的私处，晃荡着胸前两坨肥实的大白肉，浑身上下白亮亮的飞奔出来，恍如一条拔光了毛的大肥猪。
“失火了，电线、电线燃起来了……”王老头一见胖妈这付模样，又惊又骇，一屁股坐到了地下，男人更是张大了嘴，说不出话来。
“打、打……，关……关总闸。”说完，胖妈飞快地跑进屋，抓起床上的毛巾被裹在身上，一阵风地跑到楼梯口，伸长颈子，用她那发叉的磨刀石一样割人的声音，大声地吼叫着：失火了，电线燃起来了，失火了……”
在李老妈的指挥下，王老头从地上爬起来，踩在椅子上关掉了全楼的总闸，李老爸打了火警电话，全楼的人，在李老妈的呼叫中，有穿内裤的、有打光胴胴的、还有连鞋子都没有穿光着脚板的……是麻子打哈欠，全民总动员，全都撤到了大街上，站了黑压压一坝、脸青面黑惊魂未定的人。
疏散及时，报警及时，救火及时，在这场火灾中，如果没有李老妈，在重庆酷暑的八月，这幢20世纪30年代站立在抗战时期陪都下半城的旧式走马转角木板楼，早就像一张纸，灰飞烟灭。
事后，人众都感谢胖妈，说她立了一大功，保住了这幢楼，给了全楼的人第二次生命。
当然楼下的电工王伯伯就好说多了。有什么得犯罪了地方，买一瓶江津老白干给王伯伯送去。
王伯伯是个老单身汉，在街道工业上班，真资格的八级电工，手巧极了，张言经常找他。什么修电炉、焊锑锅、弄电表保险、修电风扇、弄收音机，还对外承接修电机……给人的感觉是除了女人生孩子不会，他什么都会。他一生最热爱的是酒，女人是可有可无。
王伯伯本来有女人的，一个乡下老婆，但从未生育过，不知是王伯伯有问题，还是女人有问题，结婚多年还是寡蛋一个。
老婆虽说神经不是很正常，但男女风月之事却不傻，也够王伯伯受用的。但王伯伯就是喝了酒认不得女人，打骂是小事，最叫女人受不了的是不论冬天热天，王伯伯有一个爱好，就是喝醉了，一盆盆的水往女人身上泼，把个女人弄得来更傻了，以至于见了王伯伯，风月之事都不知道了。后来乡下女人的娘屋妈见王伯伯如此待不得女儿，也不愿高攀王伯伯这个城里人，就把王伯伯的疯女人弄回乡下去了，王伯伯从此就成了单身汉。
成了单身汉的王伯伯喝酒更诗意了，他喝酒可以有菜，也可以没有菜，他常以茶下酒。有一次张言到楼下王伯伯家里去，见他正一口酒、一口茶的喝得云里雾里，见了张言还直叫她：“来来来，张言，你也来一口，好味道。”
王伯伯的问题酒就能解决，但住在门口卖香烟、汽水、代喊公用电话的李老妈，是不能用酒这个物质解决的，得用好话去称赞，从精神层面的角度来解决。
除了精神层面的东西，张言还有一个法宝，那就是李老妈的宝贝女儿李大芬，一个胖乎乎的、圆脸、小眼睛、小嘴巴的落榜大学生，张言忠实的追随者。俗话说：打狗看主人，李老妈再对她不好，看在独生女儿的份上，无论怎样，李老妈对井筒子楼人如何暂且不说，但对张言凡事都要软三分。
别看李大芬模样不怎样，但嘴会说、会唱，尤其会唱通俗歌曲，像街面上流行的《一无所有》、《何日君再来》，还有张言说不上名的歌，她都会唱。唱得有盐有味，佐料齐全，闭上眼睛听她唱歌，对于张言来讲，是种生活的另一种换气。
井筒子楼的人叫她歌妹，简称妹妹。但妹妹算不得名字，张言的朋友大马给她取了个谐音叫梅梅。她很喜欢这个名字，说：“我这个名字听起来很瘦，不胖，以后就叫我梅梅。”为这事，李老妈还狠狠骂了她几回。
“自己好好的名字不叫，听楼上那些疯子的胡扯。啥子梅梅，李大芬就李大芬，还不是一样的穿衣、吃饭、屙屎，我就不相信你叫梅梅了，就不是我的女儿了，就跟楼上哪个姓了，就大个了。”把个李大芬气得来直咬牙。
李大芬这个名字确实叫起来很土，最主要的是没有文化气息，一看就是乡巴佬的名字。梅梅知道自己长得很土，不受看，同学们为此给她取了个绰号“土耳其”。名字也土，人也土，现在有了这么个文雅的名字，知性的名字，幸福简直就是从天降，她才懒得听她妈胡说呢。
她就是喜欢楼上的张言姐，还有张言姐的朋友，大马。
大马让她崇拜，不仅人长得高大，脸膛方正，胸膛像一堵城墙，她最喜欢他的是唱歌五音不准，那样子可爱极了，像幼稚园的小朋友唱歌一样的可爱。这丝毫不影响大马在她心中的形象。
正因为大马唱歌不准，而她梅梅唱歌又偏偏有味，音准好。有味，张言姐都这么说的，就凭这一点，她就可以很骄傲地教大马唱歌，在唱歌方面，大马崇拜她。
大马对她说：“梅梅呀，如果你的自身条件再好一点，加上你的音乐天赋，你肯定是一颗星，歌星。”真的，可惜自己长丑了，又出生在这样的家庭，有这样没文化、没见识的老妈，要不然，说不定真的是一个中国的红歌星。
“你身为下贱，心比天高。”大马说。她不懂，大马对她解释：“你虽出生在贫民家庭，不是音乐世家，父母也不是歌唱家，但你的心不安分，有向往，有追求，想成为歌唱家，这就是心比天高。”
梅梅非常感激大马，大马是她见到的第一个说她有用，可以凭借唱歌，打开一片天地的男人。这是她那个大字不识几个，念报都结结巴巴的，只认得钱的死老妈懂得的吗？
不，她那死老妈只喜欢有人来买她的香烟、汽水，只喜欢听电话铃响，只要电话铃响，她就会站在马路边上，扯着嗓子大声吼：“王大生接电话，李华明，接电话。”然后就有五毛钱进账，装进她的腰包。
她关心过她女儿的工作、情感、兴趣吗？李大芬高中毕业都快两年了，至今都没有一个好的工作，这里应聘几天，那里打几天零工。
最让人感到烦心不快的是，老妈把自己生得这么丑，丑得就跟她一个模样，走路不好看，穿衣不好看，胖得不好看。在中学读书时，班上有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男同学，除了叫她“土耳其”，还说她是世界第一丑，是“坛子上放了个南瓜”，还说“幸好她不是我的亲戚，要是我的亲戚我都跳长江了，不想活了。”听了这话，李大芬感到受了奇耻大辱，真的是不想活了。但她还是活了下来，谢天谢地，这个天不怕地不怕的男同学成绩孬得没有底，数学考10分，语文考15分，留级了，要不然她也洗白了。
人是没有死，可活着呢？想到一个公司的写字楼当白领，老板嫌自己长丑了。她都憎恨自己为什么要出生在这样的家庭，有这样遗传基因的老妈，一天到晚顶着这样的身材，顶着这样难看的一张丑脸，吃饭睡觉，想想都叫人憋气。
她家三人，十来个平方米，本来就不宽，唯一让李大芬感到好的是天花板高，宽度不够，高度够。就是这唯一让李大芬感到好的高度，也让她妈请来过街木匠，在房子里“乒乒乓乓”的栽下三根木头，搭上横梁，在上面铺上几块木板，硬生生地把十来个平方米变成了二十来个平方米，在屁股小的一个地方修起了楼中楼。整房子那几天，一条街都能听见她家拉大锯、敲钉子和她妈五大三粗的呼叫声。
现在走进这楼中楼，就憋气，就胸闷，就抬不起头，伸不直腰，完全像个黑暗的旧社会。
她太羡慕张言了，一个人独住近十六七个平方米，高高的空间，红漆的楼板，雪白的床单，不受任何人的打扰，有自己固定的工作，并且还有大马，梅梅觉得，人活在这个世上，像张言姐这样的做个女人，也就算不枉来回人世了，也算像像样样的活人了。
“张言姐，我真想也有一个你这样的耗子洞呀。”
所以她愿意来张言这里玩，这里坐，来张言这里感受做女人的滋味，幸福的滋味。她也只有在张言这间屋里，才能忘却世间的烦恼，找到快乐，找到感觉。
她这一辈子都不可能像张言姐那样的生活了，这是她心底的悲哀。她的长相、她的家庭，还有这由此带来的一切痛苦和不幸，又有谁能真正的知道和了解呢？
张言的烦恼，是李大芬们不能理解的，虽然都是女人，她这个女人跟别的女人不一样，除了她的理想，像姐姐那样嫁人，离开下半城，离开黑屋，不同的是她还喜欢普希金、高尔基、列夫托尔斯泰，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文学青年。
如果不是文学青年，她或许就没法在井筒子楼活了，在学校厨房坚持当炊二哥了。
这是支撑她的理想——离开下半城、离开黑屋，活下去的动力。也是她自己认为跟井筒子楼人不一样的特别之处。
在自卑之处对自己的提升，对卑微之身的一点看重。
文学文学，又要文又要学，学就是看，文就是写。
从目前来说，文学最简单，一本书、一张纸、一支笔，就解决问题，不像画画、弹钢琴，要花高成本，要画板、要颜料、要钢琴什么的，这些投入大，一来没有时间，二来也没有钱。
倘能写出点名堂来，小人物变成了大人物，说不定也是离开黑屋的好机会，写不出来也不要紧，又不拿饭给它吃，就走嫁人这条路，脱离下半城、脱离黑屋，远走高飞。
狡兔三窟，这是她张言的基本原则。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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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问：朱鹰、邹开歧
主编：姚小红
编辑：洪与、邹舟、杨玲、大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