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商贸史纲
（原文载《长沙晚报》年10月27日、11月4日，获长沙市第三届社会科学成果一等奖）
陈先枢
长沙不仅是历史文化名城，而且是历史商贸名城。一部融合了湖湘文化的长沙商贸史正好是长沙的特色史。本文从纵向勾画了从西周到民国长沙商贸发展和繁荣的历史，并分析了其原因。从这篇史纲中可窥视商贸在长沙城市发展史中的地位和作用，对长沙创建现代化城市目标模式的选择可起到一定的参考作用。
（一）
长沙处在湘江下游，洞庭湖滨，古代航运十分发达。湘江连结着洞庭湖及资、沅、澧等大小条河流，纵横交错。早在西周时期，湘江一线就成为南北交通要道。商朝灭亡时，就有不少商族后人移居长沙一带，带来了经商的传统。长沙之名始于西周初期（约公元前11世纪），这时楚晋之间商业往来频繁。杞梓、皮革等大量输往晋地，以致产生了“楚材晋用”的成语。两国曾在函门订约，条款规定要利于运输，可见当时商贸已初具规模。到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前年），长沙地区的冶铸、纺织、髹漆、琉璃等手工业都有重大发展，社会经济由青铜时代向铁器时代过渡。从长沙楚墓中出土了世界上最早的钢剑、玻璃器、人物龙凤帛画、毛笔等物。当时判断一国实力时往往农工商并举。鲁宣公十二年（公元前年）晋师伐楚，随武子就认为楚国“商农工不败其业”，断定楚不可伐。这时楚国已是南方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长沙则成为楚南重镇。
汉初（公元前年）“海内一，开关梁，弛山津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从西汉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文物就可知汉初长沙商业的繁荣程度，其时的织帛、漆器、竹器等的制造水平均已超过中原地区。两汉统治者实行“农商并重”的政策，西汉吴芮、刘发等治理长沙国，政治安定，人民安居乐业，湘江流域的经济得到了发展；到东汉，长沙地方官吏奖励农桑，加之农业先进技术的普遍使用，农业发展很快，朝廷多次从长沙郡调运稻米赈济中原饥民。长沙成为当时全国五大商业区域之一的楚越商业区的贩运贸易中心。
魏晋南北朝时期（公元—年）中原人口大量迁入长沙地区，加之陶侃等人驻节长沙，“勤于吏治，雄毅有权，明悟善断”，司马迁所说的“地广人稀”的状况有所转变，大批荒地被开垦，农业有了长足的发展，稻米不仅产量提高，品质亦佳。魏文帝在写给朝臣的信中说：“江表惟闻长沙名有好米，上风炊之，五里闻香。”到南朝长沙地区所产稻米已“兼水陆之殊品”，有“味重新城，香逾劳水”之美名。由于米好，水好，长沙还出美酒。“酒之美者曰酃渌”。“酃渌”即长沙郡之醴陵。农业的发展促使长沙商业更趋发达，不少官吏也公开经商牟利。如西晋著有《晋阳秋》的文化人孙盛，在任长沙太守时，竟以家贫为口实，“颇营资货”；陈朝湘州（长沙）刺史华皎也“善营产业……，粮运竹木，委输甚众，至于油密脯菜之属，莫不营办”。这一时期的官营商业也大为发展，如南齐利用常平仓名义大做生意，永明六年（公元年）湘州官府曾大量收购农副产品，转销各地。
到唐代，长沙已成为我国南方农副产品的重要集散地和交换中心，靠江一带形成了多处集市，城内也货肆行铺林业，初步形成了一座商业城市。唐大历三年（公元年），唐代大诗人杜甫流寓长沙，就写下了“茅斋定王城郭门，药物楚老渔商市”的诗句。唐开元二年（公元年）、上元元年（公元年）、贞元九年（公元年），朝廷多次发布诏令，敕令各地开放粮食市场，严令地方政府“有无须通，所在州县，不得闭籴”。元和十五年（公元年），湖南观察使崔宁取消“贸易不许出境”的旧法，更加促进了湖南商贸的发展，长沙、岳阳从此成为“湘岭要冲”、“百越、巴蜀、荆襄之会”。当时湖南已成为全国重要的粮食基地，每年均有大批税米运往京都，“潭（州）桂衡阳，必多积谷。……沦波挂席，西指长安”，致有“三秦之人待此而饱，六军之众待此而强”的美誉。
长沙一带盛产茶叶，唐宰相裴休贬为湖南观察使时，在长沙立《税茶十二法》，鼓励茶农和茶商，政府实行用茶叶与西北少数民族交易换马的办法，分为官府经营的官茶和民间经营的商茶。以茶易马的长途贩运推动了长沙的商品流通和商业的发展，并使长沙茶得以从“丝绸之路”输往世界各地。随后，“淮南载盐而来，载米而去”，更促进了长沙粮食市场的形成和发展。这一贸易形式一直延续至明代。唐代湖南苎麻产量居全国第二位，长沙是全省苎麻的主要集散地。茶叶、粮食、苎麻成为早期长沙市场的三大商品。
唐代湖南的矿冶、造船、纺织、制瓷、制茶等手工业也有很大发展。唐王朝在湖南置有桂阳监，主持铁矿开采、冶铸。开元以后，银矿开采在全国名列前茅。茶叶、瓷器是当时重要的外销商品。长沙窑始于中后，盛于晚唐，是我国唐代外销瓷的重要生产基地，其产品质地坚细，融书法、绘画、雕塑于一体，首创世界制瓷工艺釉下彩的先河，远销日本、朝鲜及东南亚、西亚、中东、北非、欧洲的10多个国家，为传播中国文明，沟通中外关系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广告文字直接烧在瓷器上也是长沙窑的首创，如在伊朗出土的长沙窑瓷器上有阿拉伯文书写的“真主最伟大”字样，在朝鲜出土的长沙窑瓷器上有“郑家小口天下第一”等广告。瓷器的外运不仅顺湘江入洞庭，经长江达扬、宁波等外贸都市，而且还逆湘江而上，过灵渠入漓水，由漓水入桂江，再入西江运至广州等沿海城市。
五代十国时期（公元—年），南方十国商业大大超过北方五代。楚踞湖南，地处南方各政权中心，楚国马氏政权利用这一地理优势，通商中原，不抽商税，招徕各国商人，开创了湖南“招商引资”的先河。史称四方商旅往来不绝。马楚政权在经济上采取兴修水利，奖励农桑、发展茶叶、提倡纺织等措施，从而使经济得到较大的进展。当时的潭州（长沙）出现了“垅香禾丰熟”、“粳稻油油绿满川”的景象，工农业产品不但可自给自足，而且有大量外销。
宋代是湖南经济和文化发展的转折时期。湖南经济、文化已赶上和超过北方中原地区的水平，而稍逊于长江下游地区。湖南是当时全国最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稻菽种类繁多，从越南引进的优良品种“占城稻”普遍栽培，大大提高了产量。茶叶生产更盛于唐代，大量出口日本、中东和欧洲各国。手工业十分发达，尤以造船、造纸和制墨技术领先一步。宋代湖南文化空前繁荣，成为全国的教育中心。宋初长沙岳麓书院和衡阳石鼓书院占全国四大书院之二。至南宋时，湖南各地共有书院51所，长沙成为来往学者的中转地。著名理学家张栻、朱熹都曾在岳麓山书院主持讲学活动，吸引了大批来自全国各地的学者名流。文化教育事业的昌盛，带来了市井的极大繁华，长沙城内兴起了夜市、早市、庙市，经营各类商品的大小店铺、酒楼、饮食店以及金银钞引交易铺遍布城内大街小巷。宋王朝在一定程度上采取鼓励商人的政策。南宋淳熙年间（公元—年），淮东发生天灾，荆湖客旅贩米往粜，沿路税赋以各种名义减免。两浙、闽、广一带的商人也大批涌入长沙，进行贩茶贸易，并带来沿海的产品进行交换。北宋诗人张祁有诗描绘潭州人户之繁、商业之盛：“晴日花争发，丰季酒易沽。长沙十万户，游女似京都。”
朱熹等人在长沙的讲学活动使“湖湘学派”得以发扬光大，并直接从舆论导向上对商业产生着影响。湖湘学派是宋代湖南著名哲学家周敦颐创立的，以程颐、朱熹发展的“理学”为主线，又被胡宏、张栻贯以“经邦济世”的理念。他们认为“理在先，气在后”，主张“存天理，去人欲”。这种思想对宋代商业伦理文化的形成起到了催化作用，“灭私欲，则天理明”的信条也成为商业道德的准则，即提倡以义求利、买卖公平、货真价实、诚信无欺，反对不正当竞争，以求得同业共同的发展。长沙商业从此深受这种文化的熏陶。当这些社会文化因素为商人所认同并共享时，这时的商人就兼具“经济人”和“文化人”双重身份，使长沙的历史文化融合着“商业文化”的色彩。
沅陵县双桥出土的长沙元代油漆颜料广告实物，声称他的产品可当场试验，并把“红字高牌”作为店铺信誉、商品质量的象征，体现了长沙商人诚信无欺的经营作风，也说明长沙商人具有超前的广告意识。元代统治者对“南人”（南宋遗民）经商有多种禁令和限制，但鞭长莫及，仍未阻止住长沙商贸的发展。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所记载的元代沿长江的新兴商业大城市中便有潭州。元代诗人陈孚在咏潭州的诗中有“百万人家簇绮罗，丛祠无数舞婆娑”之句，亦印证元代潭州市井的繁华不逊于前朝。
明代前期，湖南政治清平，统治阶级采取招抚流亡、均平赋役、兴修水利、奖励垦荒。鼓励商贸的政策。明代统治者开始否定传统的重农抑商思想，朝廷采纳了政治家张居正提出的“省征发，以厚农而资商；轻关市，以厚商而利农”的主张，促进了农业与商贸的同时发展。此时，湖南粮食产量大增，出现了“湖广熟，天下足”的民谚。棉、麻、桑、茶的种植面积也大量增加，手工业和商业出现了空前的繁荣，长沙的绫、浏阳的纸、醴陵的瓷已闻名全国。明末长沙成为全国四大茶市之一。
清代的重商思想更趋成熟，清初湖南伟大思想家王夫之更加发挥了厚商、兴商的思想。他在《黄书》、《宋论》等著作中充分论述了商业“通有无”的作用，认为“商贾负贩之不可缺也，民非是无以通有无而赡生理”。王夫之的经世之说影响着清朝几代长沙人，加之清前期实施“轻徭薄赋，加惠商民”的政策，使长沙商贸受益匪浅。清代前期，长沙已是江南的重要商埠，商贾云集，百货流通，竞争十分激烈，成为清代四大名镇之二的汉口镇、佛山镇之间的重要交通枢纽和商品集散地。据清同治《长沙县志》载，此期间，“北客西陕，其货毡毛之属，南客苏杭，其货经罗古玩之属，繁华垄断，由南关至臬署前，及上下坡子街为盛”。长沙城内许多著名的老字号都产生于清代前期，如至今生气犹存的“劳九芝堂”药号和“玉和”酱园都创立于顺治年间。经纪业也始于这一时期，雍正四年（公元年）长沙各种代客买卖货物的牙行发展迅速，至嘉庆年间（公元年—1年）已达35家。但清初实行海禁，对外贸易的正常发展受到阻碍。
从西周到清代漫长的年代，长沙商贸一直呈繁荣和发展的趋势。但长沙商贸的发展也曾出现过“断层”。究其原因，商贸的繁荣和停滞完全是实行“重商”和“抑商”两种政策不同的结果。凡重商者，国则兴，民则富；凡抑商者，国则衰，民则穷。如唐代中叶“安史之乱”以后，朝廷一改过去的“惠商”为“贱商”，规定商人户税比其他阶层加二层；通商要道设关卡，商人财货按每贯征过关税二十文；加征“塌地税”、“剩菜税”和“进奉”等苛捐杂税。由于对商贸的苛政，出现了“商旅无利，多失业矣”，致使唐末湖南局势混乱，民废耕桑，货无流通，兵变四起，整个湖南陷入分裂混战的局面，长沙深受其害。
然而，在大多数历史时期里，湖南统制者采取了“兴商”、“富商”的政策。“程朱理学”并不排斥商人，相反，他们继承了孔子的“通商惠工”、“富而教之”的思想，主张要给“喻于义”的平民百姓出身的自由商人以某些经济利益，让国人富起来，而富裕了就要拿钱办教育。因此，长沙商贸的发展从士大夫的文化中得到许多益处，是文化引导了长沙商贸的发展。反过来，商人富裕了，又促进了长沙文化教育事业的发达。
（二）
清道光二十二年（公元年），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五口通商，海禁大开，西方贸易方式传入中国。湖南著名思想家魏源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他在农与商的本末关系上提出了新观点，认为“语今日缓本急标之法，则货又先于食”，否定了传统的“农本工商末”的观点，认为流通的作用比农业更为重要，主张学习西方，振兴民族工商业。这种认识正是中国资本主义经济萌芽时期新兴商业思想的反映。
咸丰八年（公元年），汉口开为通商口岸，商业活动直接波及长沙。汉口通商以前，广州是长沙唯一的对外贸易港口；汉口通商后，广州商务北移，长沙取代湘潭成为湖南的中转贸易中心，长沙货物沿湘江至汉口转口，沿长江而下，集散于上海。致使长沙牙行大增，至同治六年（公元年）发展到家。与此同时，经营商品零售业的门店也大增，其中从事粮食贸易的就有66户，打下了长沙粮食市场发展的基础。此外，长沙还出现了典当铺和钱庄10多家，金融市场初现雏形。到光绪年间，长沙商业更呈繁荣景象，湘茶运汉口外销年售银达多万两，城内也出现了不少经营高档商品的金器店、木器店，经营风味食品的饮食店、南食店和比较高档的旅馆、浴池、照相馆等。
长沙源远流长的手工艺品，到清光绪年间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湘绣、纸伞、铜官陶瓷、浏阳菊花石雕、夏布、花炮等已成为大路商品，并大量外销。如光绪初期浏阳花炮年产量即达30—40万箱，不但畅销全国而且远销日本、印度、朝鲜、伊朗和东南亚各国，外销占产量的一半。光绪三年（公元年）以前，长沙刺绣就成为一种商品在市面流传、发展。大约在光绪三年以后，长沙刺绣艺人胡莲仙、袁魏氏等人吸收苏绣、粤绣的某些优点，改进了“参针”手法，并把图案装饰性绣稿改为以中国画为蓝本的绣稿，使绣品融进了中国画的笔情墨趣。从此湘绣自成一派，与苏、粤、蜀绣并誉为中国四大名绣。光绪二十四年（公元年）胡莲仙之子吴汉臣在长沙开设了第一家销售绣品的“吴彩霞绣坊”，作品精美，流传多地，名家争相收藏，并多次参加国际博览会，年在意大利都郎博览会上获“最佳奖”，年在巴拿马国际博览会上获“金奖”。浏阳菊花石雕“梅兰竹菊”花瓶也在巴拿马国际博览会上获得金奖。
晚清长沙出现了不少富商，朱昌琳颇具代表性。朱昌琳（—）本系儒生，由于科举落第，青年时就开始做粮食生意，随后在太平街开“朱乾升”总栈，兼营粮食、淮盐和茶叶贩运贸易，渐积巨资。同治三年（公元年）他在南县辟专用盐运码头，转销盐于滨湖各县，成为湖南盐商首富。后又开设茶庄，他按茶叶产销流转方向，在安化、汉口、泾阳、西安、兰州、塔城等地设置分庄。光绪二十一年（公元年）他从经济上支持湖南巡抚陈宝箴推行新政，投资兴办实业，创办了湖南第一家官商合办的矿产公司。朱昌琳乐善好施，辟专项资金举办育婴、施药、义学等公益事业。光绪二十三年（公元年）他响应巡抚陈宝箴疏竣浏阳河的倡议，开辟新河船埠，振兴浏阳河——湘江的航运，并捐资13万两银之巨，体现了长沙商人的“儒商”风范。
光绪三十年（公元年），长沙正式开为商埠，准予租用永州码头至鱼码头一带，设海关于水陆洲上，日、英、法等国均在长沙设有领事馆。长沙开埠后，洋商蜂拥而至。外国洋行掠夺原料倾销洋货，以长沙为据点，向全省辐射，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湖南省的经济命脉。但是，外国洋行的活动，对长沙市乃至湖南省的社会经济起到了很大的分解作用，它破坏了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基础，破坏了城市手工业和农村家庭手工业，从客观上促进了长沙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给民族主义工商业的发展造成了某些条件和可能，长沙逐渐成为全省农副产品、矿产品的集散转运中心和外来工场之一，灵官渡锑矿价格成了国际锑矿行情的睛雨表。
长沙的开埠，使长沙农副产品输出和工业品输入迅速增加。据长沙海关统计。年长沙开埠当年，贸易总值出口61.4万关平两，进口.9万关平两，其中长沙直接进口洋货48.5万关平两（0关平两折合.8两省平银）。至民国五年（公元年）进出口总额比开埠当年增加3.83倍，出口万关平两，进口.1万关平两，其中长沙直接进口洋货.5万关平两。—年5年间长沙口岸出口矿产总值万关平两，是湖南矿业的黄金时代。民国初年长沙有各类洋行88家，其中日商最多，英商、德商次之。抗日战争后渐被美商取代。输入的洋货以纺织品、搪瓷制品、五金制品、电器材料、化工产品、煤油、颜料为大宗，还有药品、海味等。这些工业品除销本市外，多转销全省各城镇。年日本农商省委托员太田世外雄在其调查报告中称：“长沙为湖南省商业中心，复为消费焦点，凡外国输入品，多先卸于于此。然后销散于他市镇。”
年粤汉铁路长沙至武昌段修成通车，长沙批发商从京津、沪汉、江浙等地区采购的工业品及洋货，可由铁路运抵长沙，同时也加速了长沙地区农副产品的输出。长沙与汉口在经济上的伙伴关系形成了两地经贸的良性互动，长沙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往往借助于汉口，反过来汉口又常常以长沙作为经济的后续，从而推动了两湖地区在中国近代舞台上的相互争辉。年长沙海关进口商品总额为万关平两，其中长沙直接进口洋货．6万关平两，是长沙开埠以来进口洋货最多的一年。年美国德士古石油公司在长沙设分公司，并把代理商和分代理商扩散到各地，形成了强大的推销网。德士古与英商“美孚”、“亚细亚’3家洋行基本上垄断了长沙的石油市场。
此后，经过北伐战争和湖南农民运动，长沙人民反帝反封建情绪高涨，洋货进口锐减。年湖南省政府为“俯顺民情”，由实业司司长唐承绪（唐生智之父）负责监建了“湖南模范劝业工场”，内设商店百个，分别由商户承租，一律经营国货，明码实价。这个劝工场就是后来国货陈列馆的前身。其后武汉国民政府滥发纸币，湖南亦发行金库券，长沙市场曾一度混乱。据《中国实业志》载，当时长沙“农产品不能出口，外贸进口亦减，于是经济衰落，商业凋蔽”。年时局稍稳，长沙商贸渐趋回升。其时长沙掀起了提倡国货的浪潮。年由湖南省建设厅拨款62.64万银元兴建的湖南国货陈列馆在新修竣的中山马路落成。陈列馆陈列国货2万多种，并附有国货商场。一律限售国货，在国内属创举，省内外不少人士纷纷来长沙参观。年上海国货旅行团到长沙流动展览，湖南省政府亦在国货陈列馆举办湖南国货展览会。
长沙近代工业的发展滞后于商贸的发展。长沙最早的工业企业是清光绪二十年（公元年）湖南巡抚陈宝箴委派张祖同创办的湘善记和丰公司，属官营性质，主要生产火柴，以手工操作为主。随后成立的华昌炼锑公司属民营性质，是当时国内较有名的矿产企业。到年，长沙地方民族工业有所进展，已有纺织、冶金、火柴、电器、染料、针织、皮革等24个行业，家工厂，再加上一些小手工业作坊，年产值.5万银元，占当时湖南省工业及手工业总产值.5万银元的40.68％，但大多数工厂规模狭小，设备简陋，资金短缺，发展步履十分艰难。
农业方面，在全国虽处领先地位，但由于沉重的地租、捐税和连年不断的水旱虫灾，使全省粮食产量始终在万吨左右徘徊。相比之下，长沙作为湖南省主要的商品集散地，商业有了较大发发展，年长沙商业、饮食服务业已发展到个自然行业，户，其中经营工业品和手工业品的有个自然行业，户，如广货店户，洋货号户，鞋店户，纸张笔墨店户，铜铁器店户，绸布店户等，长沙已成为当时我国重要的消费城市之一。长沙城内从太平街、药王街到八角亭、司门口、红牌楼、南正街、坡子街、臬后街连成一片繁华的商业区。南门口、道门口、东庆街、小吴门、水风井、先锋厅、通泰门7处设有菜市场。文化娱乐市场也有相应的发展，全市有电影院33家、京剧院2家、湘剧院7家、话剧院3家、花圃店36家、照相馆21家。
年，粤汉铁路全线通车，经广州口岸进出口的商品日益增多，有些鲜活商品，如牲猪也成为长沙市外销的大宗商品，在长春巷一带形成了庞大的猪行。加上浙赣铁路、湘桂铁路的开通和公路运输的发展，外省籍客商到长沙设庄开店日益增多，逐渐在商业、金融业中居举足轻重的地位。如，江西籍客商在金银首饰业、钱业居于翘首；江苏籍客商在绸布业实力较强；湖北、河南两省客商执药材业之牛耳；广东籍客商开西药业之先河；福建客商长于经营烟草等。外籍客商对长沙商贸的繁荣也起到了较大的促进作用。
年，抗日战争爆发，长沙地处后方，沿海及沦陷地区人员、游资后撤，长沙市外来人口陡增5.78万人，市场出现了战时繁荣。当上海战争吃紧时，沪商急于脱货求现，长沙百货业大户大德昌、大五洲、裕阜长等，绸布业大户大盛等，乘机低价从沪杭大量进货，绕道宁波、温州、金华，再从湘赣公路内运长沙。不久沪杭沦陷，物价飞涨，沪杭产品奇缺，黔、川、滇、陕等省客商云集长沙采购，商贸活动盛极一时，长沙成为战时经济从湖南向大西南辐射的主要据点之一。
年11月，长沙商业毁于“文夕”大火，工商业者流离失所，全市商业损失．75亿元法币，占全市财产损失的43％，长沙商贸元气大伤。随着日寇3次进攻长沙失败，长沙商贸活动逐渐恢复。上海等地迁湘现代机器工厂达家。使湖南工厂总数仅次于四川居全国第二位，长沙遂成为大后方商品流通的前沿地带。湖南的购买力大大超过全国其他省份。据《中国商业史》一书提供的资料，年是抗日战争爆发以来全国购买力最低的一年，若以年全国平均购买力为，到年湖南为86，四川为82，广东为81，陕西为69，福建为45，湖南仍是最高的。在整个抗日战争中，湖南支援前线的粮食超过万担，与四川、河南同列为全国贡献最大的省份。
年6月长沙沦陷，商贸受挫。次年抗战胜利，逃离外地的工商业者陆续返长复业，加上美国商品乘势而入，大量倾销布匹、日用品等，长沙商贸又开始复苏。后因全面内战，国民政府滥发纸币，通货膨胀，致使商业经营困难，歇业倒闭时有所闻。据长沙商会公布的数字，至年，先后有32个行业的户倒闭。
年8月5日，长沙和平解放，长沙市军事管制委员会鼓励长沙工商业积极复业，到年2月，长沙市工商登记共有私营商业0户，资本亿元（旧人民币），从业人员人。当时，长沙市人口只有34万，竟有3万余人从事商业，从一个侧面说明了长沙商贸的繁荣。与此同时，长沙市人民政府接收了国民政府在长沙的官僚资本企业14家，改组为国营商业公司，逐步占领了长沙市的商业批发市场。据有关统计资料，直到解放前夕，长沙商业资本与工业资本的比例为79：21，可见，长沙基本上是一个商业消费城市。
从近代到现代（年），湖南屡遭战乱，而长沙商贸一直保持相对繁荣和稳定，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长沙近代商贸兴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从上述史纲中不难看出，其主要因素是：长沙在中南地区经济地理和交通上的特殊位置；农产品贸易和手工艺业的历史传统；历届政府鼓励民间商业的政策；洋货输入的客观促商效应；长沙商界对外地客商和游资的包容并蓄；战时经济对长沙的影响；湖南民众的消费水平和购买力；长沙商人良好的商业道德和经商作风等。这证明一个事实：近代城市发展的动力是动态多元的，工业并非城市发展的唯一动力，不同的城市发展的动力不尽相同。商品流通也是城市发展的源泉之一，一个城市商品交换的范围越大，也就发展得越迅速。
（三）
长沙商贸行业众多，各行各业也有一部自己的特色历史，产生了众多的享誉全国的名老字号。其中最有特色的行业当数书业、纸墨业、百货业、绸布业、粮食业、饮食业、南货业以及中药业，金银首饰业等。（以下略）
（原载《长沙晚报》年10月27日、11月2日，获长沙市第三届社会科学成果一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