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莎拉·德里《牛顿手稿漂流史》，[英]莎拉·德里著，王哲然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原力，年3月。手稿的继承者面对数额庞大的遗产，牛顿的继承人们吵作一团。在牛顿留下的全部遗产中，最难以估价的要属那“几千页零散污浊的手稿”，由于被反复修订涂改，这些散乱的手稿显得污迹斑斑、破烂不堪。遗产继承人们很想知道，这些手稿中到底写了些什么，能不能也卖上个价钱？他们明白，自己的这位亲戚可是个大名人，任何和他的名字沾边儿的东西，哪怕是这些陈旧的手稿，只要一经出版，肯定能稳稳地赚上一笔。于是就如何处理这些手稿，继承人们展开了一系列“争吵与辩论”。在所有人中，只有凯瑟琳和约翰·康杜伊特不愿将手稿当作摇钱树。作为牛顿的挚友、受助人和外甥女婿，约翰·康杜伊特继承了他的手稿。他曾广泛收集有关牛顿的生平轶事，但始终未能完成传记的写作。图片藏于伦敦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约翰·康杜伊特曾在剑桥的三一学院短暂学习过一段时间（那时距离牛顿离开剑桥已有10年之久）。他与凯瑟琳相识于年，很快喜结连理。他兼任汉普郡惠特彻奇市议员，在牛顿升任造币厂厂长之后，一直充当他的助手，并在牛顿去世后继任厂长。显然，由于工作和生活上的交集，两人越走越近。然而眼下，康杜伊特逐渐意识到，在婚姻和情感双重纽带的作用下，他已经深深地卷入这场牛顿遗稿的风波之中。约翰和凯瑟琳坚持认为，这些手稿既代表了牛顿对人类社会的巨大贡献，也体现出他对神圣秩序的伟大诠释，因此必须妥善保存。很快，包括凯瑟琳在内的三人委员会成立了，其职责是监督手稿的审定工作，裁决哪些内容值得公开出版（从而使继承人们可以再捞上一笔）。委员会找到了皇家学会的托马斯·佩勒特，邀请他参与手稿的审核工作。年5月，佩勒特埋头于故纸堆中，苦干了三天，最终拟出了一份清单，颇为武断地将所有手稿划分为了82个条目，清单的标题为“属于已故艾萨克·牛顿爵士的手稿清单，由其亲属负责审读检查”。《艾萨克·牛顿：最后的魔术师》（IsaacNewton:TheLastMagician，）画面。佩勒特是牛顿死后详细阅读其手稿的第一人，因此他有机会看到这些手稿原始的排列顺序，然而遗憾的是，他并没有在手稿清单上体现这些信息。佩勒特梳理这些手稿时，究竟依照怎样的原则如今我们已无法了解。不过，从他给出的清单来看，他几乎是在一片黑暗中艰难摸索。绝大多数手稿没有明确的时间信息，也很少提及一些包含时间线索的时事要闻。尽管困难重重，佩勒特至少如实记录下了手稿的数量，这使我们能对手稿的规模有个大致的印象：张“对折页，零散污浊的手稿，与图形和数学有关”，张同样类型的手稿“与计算和数学有关”，还有厚厚一捆张的手稿“与年代学有关”，显然，牛顿生前对历史抱有浓厚的兴趣。佩勒特出色地完成了他的核心任务：确定牛顿遗稿中哪些“适合出版”，使继承人们能再分点儿现金。他用了不到三天便做出决定。他认为，在成堆的手稿和笔记中，只有5份文件值得出版。佩勒特是否刻意隐瞒了牛顿的宗教和炼金术手稿呢？他是否有意维护牛顿的个人声望，以及他所代表的国家形象？他决定公开的手稿如此之少，而试图掩盖手稿又如此之多，自然使人产生这样的疑问。然而，事实可能并非如此。他不过是接受牛顿继承人的委托，确定哪些手稿可以出版牟利。他声称只有一份手稿可以立刻交付印刷，这便是牛顿去世之前，在黑暗的房间里辛苦誊抄的那份“古王国年表”（ChronologyofAncientKingdoms）。这份手稿很快便卖出了英镑（约合今天的3万英镑）的高价，并在次年出版。牛顿手稿中的一页，内容是为《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所做的笔记。图片由剑桥大学图书馆理事会许可复制，来自《牛顿手稿漂流史》一书。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只有另外两份手稿，按佩勒特的建议得以出版。第一份手稿出版于年，牛顿原本打算将其中的内容用作其经典著作《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Philosophi?NaturalisPrincipiaMathematica）的最后一卷。另一份手稿“对预言的评论”（ObservationsupontheProphecies）出版于年，这是一部技术性很强的解经作品，试图通过对圣经语词的分析，理解其中隐藏的微言大义。佩勒特认为可以出版的余下两份手稿分别是：31张对折页的“有关阿塔那修的悖论问题”，以及一份与微积分有关的“不完整的数学小册子”。直到20世纪，这两份手稿才获得出版。那么，当年牛顿的继承人们想从这些手稿中发现什么呢？从手稿中诞生出“牛顿”在当时，人们并不认为名人手稿具有收藏价值，哪怕是像牛顿这样伟大思想家的亲笔手稿。手稿收藏其实是一个相当晚近的现象，于牛顿所处的时代才初露苗头。显然这并非偶然。那时人们不断开辟新的知识领域，开启学术和思想上的一系列变革。随着知识范围的不断延展，对知识保存技术的需求变得日益迫切。普遍语言的设想应运而生，牛顿曾为此做过笔记；为了保密和提高书写效率，速记技术大行其道；展示标本的自然志陈列室，如雨后春笋般兴起。此外，还有更为抽象的方案，如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Bacon）于年出版的《新工具》（NovumOrganum）。种种现象表明，收集和组织知识的新体系正在逐渐形成。约翰·康杜伊特能够继承手稿的原因非常复杂。牛顿死在造币厂厂长的职位上，按当时的规矩，所有新铸造的钱币，以厂长的个人信誉作为担保，换句话说，在牛顿去世时，他名义上背负着和英国国家发行货币总额等量的债务。康杜伊特主动接管这批债务，即一旦发现分量不足的新钱币，他需要自掏腰包，加以赔偿。作为承担风险的条件，康杜伊特要求得到牛顿留下的所有手稿，这项要求被满足了。在其他继承人看来，这是笔不错的交易，毕竟佩勒特已经做出评估，这些手稿基本上没什么价值了。即便如此，康杜伊特依然拿出英镑作为担保金，确保手稿中若有任何内容在日后出版，其他继承人仍然可以从中获利。约翰·康杜伊特打算为牛顿写一本传记。他敬仰牛顿，因为牛顿不仅是他的舅岳父，也是他的好友和支持者。英国十八世纪版画家威廉·布莱克的《牛顿》。牛顿被这幅画贬低为“神学几何学者”。为此，他第一次将目光投向牛顿的遗稿，试图从中有所发现。尽管他描述了一部分手稿的内容，为不同种类的笔记列出清单，却并没有进行全面的分类整理。康杜伊特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