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经济史反思：近代民族工业破产的主要原因有哪些？抗战开始后，帝国主义和在华外厂倾销商品的压力暂时减弱，沿海民族工业产品的内销也几乎中断。另一方面，沦陷区人口大量移入后方，对工业品的需要增大；正在进行的战争对被服、军火、药品、交通工具等的需要也比平时增多，这就为工业的发展提供了一点市场。沿海技术力量进入内地也为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转移到后方的大量资金也需要寻找出路。抗战初期物价上涨幅度还不大，这种上涨有时对产业利润率还有一点刺激作用。这些都是促使内地工业取得短暂发展的因素。此外，当时各帝国主义国家为准备和进行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在扩大军事工业生产，贮积战略物资。
我国的锡、钨砂以至铅、锌、锑等矿产在世界市场上的销路有所扩大，价格有所上涨。这种情况也刺激了我国某些矿业的发展。民族工业的这种发展，基础十分薄弱。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国统区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仅帝国主义势力随时都可能来吞噬这一点民族工业，更为严重的是穷凶极恶的国民党政权和迅速膨胀的官僚资本主义正在处心积虑，要掐断民族工业的生机。
在这种情况下，民族工业的短暂发展迅速转变为萧条、破产是十分自然的。国统区工业的衰落，一方面表现在，如前面所指出的，新设立的工厂规模越来越小，另一方面表现在旧厂的出顶、合并、减产和“以商养工”、“以商代工”等现象。就重要工业中心重庆而言，年，全市家工厂中，停工减产者即达余家。
衡阳是仅次于重庆的又一工业中心。据年11月的估计，到年底这里将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工广要宣告结束。几个主要工业部门的危机情况如下：钢铁业。重庆有钢铁业22家，其中炼铁厂18家，炼钢厂4家。年炼铁厂停炉者14家，4家勉强维持；炼钢厂已有1家完全停顿，其余3家勉强开炉，但产量则减至微乎其微。
机器业。重庆市民营机器厂共家，至年6月底倒闭者已达42家。江北区工厂33家中，宣告倒闭者达15家，停顿者2家，合计占该区工厂50%以上。同年衡阳90余家机器厂停工者已达20余家。采矿业。嘉陵江区的煤矿，年冬产煤量为75，吨，较上年同期最高产量吨，减产吨。
减产和停产的煤矿家数竟达77%以上。年以后，云南矿业也急转直下，一落千丈。纺织业。国统区总共只有25万枚纱锭，还不及年全国华厂纱锭万枚的十分之一。但是，就是这点纱锭，到年，已开动者也只有十七、八万，还有三分之一没有使用。
重庆3家最大的纱厂（裕华、豫丰、申新）原有纱锭枚，到年减少到枚。重庆北碚的大明纱厂原来每月可产布正，年减少了40%，工人减少了三分之一，开工织布机仅及原数的二分之一。昆明原有织厂30余家，年内竟倒闭了二十余家。
国统区手纺土纱占全部棉纱产量的61%以上，从年起，手工纺纱业和手工织布业均趋于衰落。毛主席在年指出：“在国民党政府统治之下，一切依赖外国，它的财政经济政策是破坏人民的一切经济生活的。国民党统治区内仅有的一点小型工业，也不能不处于大部分破产的状态中。”
国统区民族工业的破产，根本原因在于国民党的反人民的政策，在于官僚资本的急剧膨胀。四大家族官僚资本不仅垄断了很多工业部门，在资金、设备、生产量等方面都占显著优势，而且从产销方面扼住了民族资本的咽喉，使民族工业走投无路，生产力遭到严重的破坏。
具体说来，有以下几点：1.国民党的经济统制政策使民族工业受到沉重的打击。国民党反动派假借抗战名义，实行统购统销。后方一切工矿事业，从生产到流通的全部过程，都在四大家族管制机关的严密控制之下。
在统制原料方面，国民党政府经常不能充分供应原料，致使工厂停工减产，如年许多棉纺织厂由于原棉供应不足，减产50%，最少亦在30%左右。许多民族工业所需要的煤铁等原料，虽费尽周折，亦难如数配给，只得以高价求诸黑市，因而使生产成本增大。更为严重的是统制机构在强制收购产品时，不顾实际生产成本，尽量压低价格。
年梧州、桂林、韶关一带，20支纱每件市价约18-19万元，而官价只有10元，只及市价的十分之一。年11月，伪经济部宣布实行“大锡统制”，规定云南大锡均须按每吨18两黄金的官价卖给伪资源委员会，再由资源委员会以每吨32两黄金的价格卖给美国。
资源委员会的收购价格只及出口价的56.2%，折算成法币，这个收购价格比市价还要低。到年9月收锡官价提高到年11月1日的44.28倍，而同一时期米价却上涨了.3倍。云南大锡从年起急剧减产，主要原因就在这里。不仅大锡如此，许多民族工业的生机都被这种统制政策扼杀了。
2.国民党政府的捐税政策也使民族工业受到严重的摧残。战时国统区工业所负担的捐税，除营业税、所得税、战时过分利得税、统税等正式捐税外，还有公债、储蓄券······以致员工免役金和各色各样的捐献等等。在货币日益贬值的情况下，盈利只是账面上的“虚盈”，税收机关却据此“虚盈”征收实税，使资金本已日益支绌的民族工业陷于更加窘迫的境地。
按照税法规定，生产事业须与商号同样负担营业税。年1月开征之战时过分利得税就规定“公司、商号、行栈、工厂”一律对待，这就是说，对商业投机利润和工业生产所得之利润按同一标准收税。这是一种鼓励投机、打击民族工业的反动税收政策。过分利得税的征收方法是以资本额为基础的，凡纯利超过资本额15%以上者，即累进课税。
这样，同一纯益额，资本额愈小者，税额愈多；反之资本额愈大者，税额愈少，这就使过分利得税完全集中在资本额较小的民族工业身上，而真正的暴利者——官僚资本工业却因其资本额较大和拥有种种特权，可以免税和逃税。又如统税，按规定是统一一次征收，实际上却有征至七八次的。
抗战前，征收统税的只有卷烟、火柴、面粉、棉纱、水泥等工业品。抗战后，征收范围扩大了。年3月，对竹、木、皮、毛、纸箔等手工业和工业原料也开征统税。从年2月1日起，对棉纱、面粉的统税还改征实物。至于关卡林立，借故勒索，更所在皆是。一部卡车从安徽到福建，要经过72次关卡。
一个普通的县城、集镇都可以任意开征通过税。在这种反人民的捐税政策的重压下，民族工业的生产怎能不趋于萎缩？3.国民党的通货膨胀政策，也使民族工业受到沉重的打击。就某些方面而言，通货膨胀对资本家也有些好处，它可以使资本家增大对工人农民的剥削。
通货膨胀使工人工资不断贬值，实际工资下降，在资本家按市价出卖产品后收回的货币中，支付工资的可变资本相对减少。通货膨胀中工业品的价格上涨快，原料品（主要是农产品）的价格上涨较慢，这种情况显然有利于资本家增大对农民的剥削。正因为这样，永安在——年间的最高剥削率只有.40%，最高利润率只有17.61%。
战后年的剥削率却达到了.8%，利润率达到了60.21%。但是，总的说来通货膨胀使民族工业受到了沉重的打击。通货膨胀使市场投机活跃，膨胀越厉害，商业投机就越猖狂。这是因为物价急剧上涨使银行利息高于产业利润，商业利润又高于银行利息，而投机商业利润又高于正当商业利润。因此，资金都流向商业投机去了。
据年年终调查，重庆市银钱业之放款类别，商业一项在全部放款中占96%强，工矿两业放款则不及1%。不仅如此，产业资本本身也倒流到商业投机中去了，变成了“以商养工”、“以商代工”。工业资本商业化，这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中的倒退现象，是工业生产衰退的表现。
对于仍在进行工业生产的民族工业来说，通货膨胀极大地增加了它们的资金周转困难。在物价高涨、法币贬值的情况下，资本家往往不能及时补进所需生产资料，有时出卖产品收回的货币，还不足以买进原来的生产资料，使企业不能维持同样规模的再生产。在物价平稳时，买原料可以记账，在通货恶性膨胀的情况下，则处处非现金不可。
民族资产阶级反映，过去只要五万元流动资金就很活动的工厂，现在非五百万不可。可是，银钱业既很少向工业放款，国民党政府装模作样地发放的一点“工贷”，绝大部分也落入了官僚资本企业手中。民族工业得不到流动资金，自然要陷于进退维谷的境地。抗日战争时期，各抗日根据地的物质条件比国统区困难得多。
结语
抗日根据地的工业取得了显著的发展，而国统区工业却是每况愈下。这就再一次证实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民族工业是没有出路的。要“解放中国人民的生产力，使之获得充分发展的可能性，有待于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在全中国境内的实现。”